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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佛教仪轨音乐的兴盛仍闻名于世

时间:07-12 05:16佛阅量:

南朝佛教和佛教音乐的兴盛,并不完全是梁武帝一人的功劳,与他同时的其它一些信仰佛教的贵族文人也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并对梁武帝的佛教信仰及佛教事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比如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和沈约等人。萧子良,系齐武帝次子,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扬州刺史、司徒等。他招揽才士,致使一时才俊,尽集其门下。他在鸡笼山开西邸,号称“八友”的萧衍等人并游其门。他不但信仰佛教,而且礼接僧徒,精研佛理,多有著述。他还自开讲席,弘扬佛法。《广弘明集》卷十九有瘐臬之《为竟陵文宣王致书刘隐士》文,其中说到萧子良讲席的情况: 

“君王卜居郊郭,萦带川阜,显不徇功,晦不标迹。从容人野之间,以穷二者之致。且弘护为心,广敷真俗,思闻系表,共剖众妙。” 

更重要的是,他还召集有音乐修养的僧人集中在他的府邸探讨佛教音乐的问题,“造经呗新声”。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齐安乐寺僧辫”条载: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味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第三十四·音乐部·感应缘”,也有类似的记载: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寤。即起,至佛堂前,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音韵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味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南齐书》卷四十亦载萧子良“招致名僧,讲悟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综合这些记载,我们可知:在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萧子良在其府邸召开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中国佛教音乐的研讨会,参加者有僧辩、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等名僧。他们不但“次第作声”,每人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经呗,互相观摩,而且还评出了最好的作品--僧辩的“古维摩”和“瑞应七言偈”。在这个会上(或其后),这个名僧集体,还在萧子良的领导下“造经呗新声”,创造了一批新的佛教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对这些已有的和新创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编辑工作:“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 这些经过讨论、编辑后流传的佛教音乐作品和萧子良、僧辩等大德的共同努力以及这次会议所创造的气氛,都对萧衍更大规模的佛教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 

2、道安与慧远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中国佛教音乐全面华化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仪轨的成型期。假如说陈思王曹植、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等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地位而决定了他们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佛门内部的高僧,则以他们身体力行的榜样和为僧团制定的周密的规章制度,更有力地促成了佛教仪轨音乐的完善。在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之前,堪称一代佛教领袖的道安、慧远等人,已经在为中国佛教仪轨音乐的建立和完善创造条件。 

道安(公元314-385),是东晋时最有影响的高僧。他俗姓卫,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少年出家。他曾师事佛图澄,并代佛图澄讲席说法,因其面黑,遂有“漆道人,惊四邻”之誉。在连年战乱中,他率徒四处弘法,其中在襄阳弘法达十五年。当时,北方的鸠摩罗什和南方的道安,是名震中国的两位高僧。前秦的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他,曾经在西伐龟兹抢夺鸠摩罗什之前,先派兵南下,于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坚克襄阳,将他迎至长安五重寺。苻坚曾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道安即其中的“一人”,另外“半人”,是历史学家习凿齿。道安在长安,受徒众数千,大力开展译经事业,成就显赫。他长与般若学,著述甚丰。他还倡导出家僧人以“释”为姓,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在社会上,他的影响也很大,除了苻坚常以政事咨询外,因其广博的学问和出众的睿智,成为长安衣冠弟子们请教解疑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他在襄阳讲经时,“四方之士,竞往师之” 。因讲席太盛,不得不制定一定的规矩,这就是道安制定的中国最早的“僧尼规范”。 

慧皎《高僧传》卷五本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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